前些日子，《时代周刊》选出奥巴马为2008年的年度人物，这本该是有关奥巴马的特大新闻，但更有轰动效应的却是奥巴马选择了一名福音派牧师瑞克·瓦伦做总统就职典礼的祈祷。这一选择在美国媒体和大众中引起更大轰动，原因是奥巴马借此给美国选民释放了一个重要信号。

 

瑞克·瓦伦是当代美国福音派的重要领袖之一，在理念上，瓦伦与奥巴马几无相同之处，譬如在去年11月初，加州票决禁止同性恋结婚，瓦伦公开表示坚决支持，从而影响到选民的决定，而奥巴马却反对禁止同性婚姻的立法，奥巴马并向同性恋的支持者们承诺，他上台后立即提议废除一项限制同性结婚的联邦法案；在堕胎上，瓦伦决然反对，而奥巴马却最大限度地支持堕胎，虽然克林顿也不反对堕胎，但奥巴马在支持堕胎上，比克林顿极端多了。奥巴马就职典礼选择瓦伦，激怒了许多支持者，尤其是同性恋群体。当然这一选择也让保守的福音派得到一些安慰，许多评论家说，那是奥巴马打算与福音派建起一座桥梁。

 

除了就职典礼选择瓦伦外，自去年11月初当选总统以来，奥巴马还做了一系列与其理念不符的选择，那些选择让他的支持者失望，却让他的反对者看到一线希望。在经济政策上，奥巴马在竞选中许诺要对富人增税、要增加资本利得税，但当选后却表示，在目前经济形势下，增税的政策要往后推；他挑选拉里·沙梅尔做他的经济顾问，也表示在经济政策上不会偏左，因为沙梅尔曾是克林顿的财政部长、哈佛的前校长，是保守派也能接受的经济学家；在外交政策上，奥巴马挑选希拉里做国务卿，在预选中，希拉里的外交政策比奥巴马更强硬，比如她对伊朗表示出非常强硬的态度，留任国防部长盖茨更显示出要继续布什政府的中东战略。在很大程度上，这些选择打破了奥巴马竞选中的许诺，对于期望立即从伊拉克撤军的奥巴马支持者来讲，这样的选择令他们非常失望。奥巴马在其他内阁成员的选择上也走了中间路线，那些选择与奥巴马的极左理念有极大的出入。

 

一般来讲，在当选以后，美国政客都会向中间靠拢，奥巴马也不例外。在去年11月的大选中，奥巴马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他获得了53％的选票，但仍然有47％的选票没有给他，换言之，5700万的美国选民向奥巴马投了反对票，无疑，奥巴马需要向这5700万的反对者做出一些妥协，但奥巴马如此偏离他的左派理念，却让他的支持者感到极大的失望和愤怒。为什么奥巴马要做出这些偏离他理念的选择？如果单单从理念出发，奥巴马一定会按照他的左派理念去执政，他似乎也有那样的权力，因为从明天开始，民主党将同时掌管白宫与国会山，但奥巴马似乎并没有使美国大力左转的打算。

 

许多奥巴马的支持者认为，奥巴马是一场新型政治运动的领导者，但他更是一位极为精明的传统政客。在竞选过程中，他已经充分显示了在政治上的精明，甚至超过了比他政治生涯长得多的竞选对手麦凯恩，比如在金融危机爆发后，麦凯恩情绪冲动之下，宣布停止竞选，并冲回华盛顿去试图说服各派就拯救法案达成协议，但奥巴马却显示出极度的冷静，而这正是老练政客所需要的素质。此外，奥巴马虽然有左派理念，但他却有更大的政治野心，那就是他不愿只做一届总统，他知道，要获得连任，就需要保持中立，去迎合温和的中间派，同时还需要向保守派（右派）做出一些妥协。

 

美国仍然是一个中间偏右的国家。本届大选的调查显示，投票的选民中，自称保守派的选民多过自称自由派（左派）的选民（34％Vs22％）。奥巴马赢得了20％自称保守派的选票，而麦凯恩仅得到10％自称自由派的选票。奥巴马知道，要想连任，他必须拿到多数温和派以及至少20％保守派的选票，本届大选中,一些保守派投了奥巴马的票，他们认为奥巴马不会走极左路线，奥巴马没有完全让他们失望，选择福音派领袖的瓦伦牧师做就职典礼祷告,就是一个令福音派选民欣慰的举动。

 

对于5700万投麦凯恩选票的选民来说，奥巴马的当选让他们失望。自奥巴马当选以来，奥巴马的许多支持者却有更多的失望，因为他们期望奥巴马能按左派的理念组阁，但奥巴马的野心高过了他的理念。如果没有四年后的连任竞选，奥巴马也许根本不用顾及5700万选民的需要。但为了四年后的竞选，奥巴马需要在理念上做出一些牺牲，那才有更大的机会去实现连任的雄心壮志

全国研究生考试刚刚结束，山东齐鲁电视台制作现场直播节目，就考生迟到失去考试资格展开讨论。　

 

故事非常简单，考生迟到后，向保安下跪求情，希望能够通融通融。保安请示上级主管部门之后，拒绝让其进入考场。电视直播观众踊跃投票，绝大多数观众同情考生，认为应当让其进入考场。在一个个电话中，可以感受到人情的温度。然而，我们不能不遗憾地指出，正是在这浓浓的气氛中，我们看不到法治的深度。　

 

作为现场嘉宾，我希望主持人把问题还原成下面几个问题：首先，不允许迟到的考生入场规定是否合理？其次，这一规定是否有改进的空间？第三，在法律规则没有修改之前，执行规则的人员能否通融？　

 

全国研究生考试入场规则明确规定，考生必须按时入场，如果迟到十五分钟，可以入场参加考试；超过十五分钟，则取消考试资格。这就意味着那位考生迟到的不仅仅是十五分钟，而是二十分钟。这样的规定是否合理呢？不同的人从不同的角度当然会得出不同的结论。但是，面对如此具有原则性和灵活性的法律规则，我们还能为考生说些什么呢？　

 

从情感的角度来看，考生经过长时间的准备，只是由于一次意外，而失去了考试的资格，当然令人感到遗憾。可是，如果经过公示的法律规则不能得到有效的实施，那么，会不会还有其他的人如法炮制，为自己的过错寻找借口？　

 

这不仅仅是一个生活细节问题，它同时也是一个生活态度问题，一个对待具有普遍约束力的法律规则的心态问题。　

 

任何法律规则都不会凭空而来，在每一个法律规则的背后，总有许许多多的人群在博弈。法律规则生效之后，不同的人群面对法律规则，会有不同的态度。但是，在法律规则没有修改之前，我们是破坏法律规则呢？还是恪守法律规则呢？　

 

正如现场嘉宾所指出的那样，在这一事件中，考生的惊人之举，引起了新闻媒体的关注。这种悲情主义的做法，在一个转型的社会，比较容易争取社会同情。然而，下跪求情，希望法外开恩，不是一个理性社会所应有的正常现象。当我们每个人都希望以自己的情感诉求，突破法律规范的时候，这个社会不是法治社会。　

 

纠缠于细节，对考生迟到的原因进行推测，不是本期节目的目的。节目的目的应该是告诉观众，在法律规则面前人人平等。　

 

对这样一个简单的社会现象展开讨论，似乎有些小题大做。所以，作为现场嘉宾，笔者竭尽所能，期望所有的观众在夜深人静，关上电视的时候，都能反复考虑这样一些问题：在人治社会向法治社会过渡的历史时期，我们对待法律规则究竟应该采取怎样的态度？破坏规则的革命者为什么能够赢得公众的同情？打着悲情主义的招牌，为什么能够在中国的大地上获得成功？不是因为中国缺乏人性，而是普通中国人缺乏规则的制定权，所以，他们对那些揭竿而起的革命者总是充满同情。那些卑躬屈膝突破法律规则的升斗小民，之所以被千古传唱，就是因为他们是在以非常极端的方式，破坏强加给他们的法律规则。　

 

假如公众没有法律规则的制定权，那么，他们要么以革命的方式夺取规则的制定权；要么以悲情主义为掩护，在体制内部冲破法律的约束。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我们希望决策者在制定法律规则的时候，应当尽可能地听取各方面的意见，让法律规则成为公众普遍共识；对那些试图打着弱势群体的旗号，谋取个人利益的行为，应当旗帜鲜明地予以揭露，决不能让少数人从违反法律规则中获取收益。　

平凡岁月，生老病死原本算不得什么，一个老人，死于火车站的通宵等待中，就是这样。不能活着回去，那就裹尸而还，死也算是另一种回家。

 

这位老伯，不知姓名，“看起来60岁左右，身上穿的衣服灰扑扑的”。1月7日凌晨，杭州城站火车站售票大厅排起了长队，一直排到了大厅门口，这位老伯就排在大厅门外，死时“他躺在地上，身子下铺着一层报纸”，刚开始，同来的老乡以为他排队睡着了，后来“又是叫又是拉”，老伯已经没了反应。回家的路太长，他还没有排到可以伸手买到一张票的距离；回家的路不长，一层报纸的厚度，隔着睡着与猝死的距离。

 

死于道路，埋于沟壑，再怎么也只是一叶飘零，而千万片叶子，仍然要挤在回家的车厢与路途，并期待明年的新绿。这就是中国的春运，最温暖的期待与最卑微的愿望，最大的活力与最凝滞的空气，最多的忍耐与最长的路途，最迫切的解放与最拥挤的压抑。回望去年罕见的冰灾，广州火车站广场最多时滞留了近80万旅客，饥寒交迫两天即冻晕百多名旅客，1月7日的杭州城站火车站该是小巫见大巫，但悲剧总是让不该发生的事恰如其分地发生。

 

一个偶然的事件，只因一条必定的长途。2005年的元旦，一位在福建省龙岩市做工的湖南籍男子左家兵，喝了5两白酒一觉睡去，送至医院已回天乏术，老乡李绍为只得带上醉死他乡的左家兵，乘K298列车踏上扛尸之途，最后在广州流花火车站被发觉。后来，这段传奇被那位常在春晚表演“农民式狡猾”的赵本山，拍成电影《落叶归根》。无名老伯之死，与左家兵同一路途，只少去了应用“农民式狡猾”的坎坷，一睡便成坦途，默生默死之间，同是天涯沦落人。

 

无意指责春运什么，不就是中国特有的社会现象么，谁要这个急剧转型的社会，必须用这样长的路途承载劳动力的转移与生活希望的潮起潮落呢？然而，恰恰是在一个13亿人最喜悦的团聚时刻，要用那么多悲剧去分担。

 

我们也还记得，去年1月13日，春运第一天，人员爆满的5082次列车驶入安徽芜湖火车站，因担心上不了车，一号站台人群向还未停稳的列车涌过去，安徽师范大学大三女生冷静被挤下站台，在正滑行着的车轮之下，一朵生命之花凋谢在长长的铁轨上，而属于她的铁轨，是一支香烟的长度——据统计，中国的人均铁路长度是57毫米，而每年春运，有20多亿人次的人口流动，事后，媒体报道，事发当天铁路部门给芜湖站出售5082次车票额定量为40张，实际售票量为484张。

 

十数年的春运，运送了太多的愿望，也有太多的欠账，所有的激烈与无奈，所有的挣扎与改变，都被悲剧放大并表现出来。这个社会最广泛的人群，被放在狭小的空间内，为了各自的幸福与各自的团聚而奋斗，那么在车厢之外，又有谁在为他们的幸福与平等而奋斗？

 

铁道部早就在说，要彻底解决春运买票难的问题，有待于发达的铁路网的建设，3至5年后中国铁路客运专线网可以初步建成，能基本解决中国铁路一票难求的局面。十数年的等待，已经造成了这许多悲剧，3至5年的等待又要多少悲剧来支撑呢？人们所希望的是，这个等待，能够快一点，这种等待，悲剧可以少一点。一年的活着，就是等待一张回家的车票，对于许多人来说，这张车票太重太重。这张薄薄的车票，不应写满沉重、落满悲伤，即使是在目前铁路资源紧张的状况下，责任、荣誉与关爱以及能力的充分发掘,也能让这张车票承载更多的权利，这不是梦想，而是呼吁。

生物学家们很久以前便已发现，分子能够沿着某些特定的细胞内部结构运动。例如，蛋白酶分子便是沿着由DNA链条构成的通道完成复制过程的。生物体内的分子甚至还能够沿着细胞内的骨骼状构造运送各种“物资”。

科学家们曾尝试着采用人工方法制造出类似的分子运输结构，但此前还从未有人制造出过能够与自然状态下分子功能类似的人造产品。牛津大学的研究人员指出，他们最新制造出的这款“分子机器”的性能在很多方面都超越了先前的产品。据介绍，这部分子级机器人由两条相互连接的“腿”构成，而这两条“腿”则由DNA片段制成。分子机器人的两条“腿”能够附着在特定的DNA序列上并沿着它缓慢地移动。至于其运动机制，科研人员解释说，但机器人的一条“腿”固定到DNA上后，另一条便会自动与后者分离，这样周而复始的重复动作，便可推动机器人行进。

 

这种超微型机器人的运动能量来自一些游离于周围体液中的专门分子。当然，要想完成“能量补给”，还必须借助催化剂－－充当这一角色的正是机器人的“腿”。据悉，当机器人的“腿”立刻DNA表面后，便能够帮助机器人从那些特殊的分子处获得能量补充。

此外，除了要保障分子机器人获得持续的能量补充，还必须保障它的两条“腿”能够沿着一个方向运动。为此，研究人员将它的“腿”设计成只能向前移动。

不过，这种分子机器人还存在着一些缺陷：它的“腿”在行进时有可能会失控，从而阻碍其行进的更远。目前，研究人员正在试图克服这一缺陷。科学家们希望，今后类似的更为完善的机器人将能够在微型工厂和车间中担负其物资运输的任务。（

去年10月29日早晨8时许，肖友琴假意将佳佳送到陈家桥镇中心幼儿园交给老师，然后暗中将女儿骗出。并以带她出去玩为由，将佳佳带至井口镇井口村四合社杨家湾蒲开容的鱼塘处，趁四周无人将她推入水中，而后迅速逃离现场返回陈家桥镇。佳佳在落水后挣扎呼救，被驾车路过的两位路人发现并救起送到井口派出所。

 

昨日，因涉嫌故意杀人，肖友琴在沙坪坝区法院受审。

 

一听起诉书就抽泣

 

昨日下午2时许，沙坪坝区法院第三审判庭，身高不到1.6米的肖友琴看上去很瘦小，留着短发，穿着囚服的她，神情黯然地站在被告席上。

 

庭审还未开始，肖友琴转过头，将目光落在旁听席上，迅速搜寻着。然而，除了几个不认识的人外，她没有找到自己熟悉的身影——亲人一个也没来。

 

检察官一宣读起诉书，她便开始低头抽泣。听到检察官叙述自己推女儿下水塘的情节时，肖友琴狠狠吸了两口气。

 

“我记不清楚了，不知道事情是怎么发生的”，面对指控，肖友琴断断续续地说。在公安局和公诉机关的讯问中，多次承认是自己推女儿下水的她，在庭上突然不认账。

 

“我承认，是我推的”

 

看到肖友琴庭上的态度，检察官宣读了她在公安机关的三次供述，接着宣读了肖友琴现在男友李某的证言。李某称，自己不知道肖有杀害女儿的念头和具体计划。

 

“你是不是为了和他在一起，才商量好将女儿杀掉的？”检察官厉声询问。肖友琴怔了一下，“不是，不是，是穷得活不下去了，才想到送小女儿去死。”

 

“女儿被你推下水塘后，大声呼喊‘妈妈’求救，你却转身离开。这你也不记得了吗？”另一名检察官问。“作为母亲，你有没有想过，她的声音是多么凄楚？”见肖友琴低头不语，检察官继续追问。

 

“我承认，是我推的。我错了，呜呜……”沉默了大约半分钟，肖友琴“哇”地一声哭了起来。

 

大女儿给法院写求情书

 

“一个亲手毁灭自己孕育的生命的‘母亲’还是一个母亲吗？”法庭辩论阶段，检察官厉声斥责肖友琴。“丈夫不在家，又不寄钱，我要养两个老人，还要养两个女儿，连稀饭都吃不起！”肖友琴哭着向法官说，自己是穷得没有办法了，才想到送小女儿去死。

 

“你的大女儿给我们写来了请求书，说自己现在食不下咽，请求对你从轻处罚，渴望妈妈能早日回来。”听到检察官说这话，肖友琴又将头扭向旁听席，泪水在脸上流淌。

 

“为了那曾经深深被你伤害而又依然原谅了你、愿意重新接纳你的女儿和亲人，悔悟吧！”检察官这句语重心长的话，让肖友琴再一次痛哭失声。

 

法官宣布，该案将择日宣判。

据悉，湖南卫视给广电总局递交了申请，准备在2009年春节以后，湖南卫视希望不转播新闻联播，希望以自己编的新闻节目取代中央台的新闻联播。

这是个好消息。

当年，中央台的新闻为何要全国联播，可能主要有两个原因：1、政治的需要，领导国家的需要，引导舆论的需要。2、当时条件有限，各省没有闭路，没有卫星，收看电视全靠转播台，只有联播了各省才能看得到《新闻联播》。

如今，在全国绝大多数居民都能收到闭路电视或者卫星电视的今天，还要转播中央台的《新闻联播》只剩下了唯一的理由，那就是政治的需要，领导国家的需要，引导舆论的需要。

《新闻联播》是我比较喜欢看的节目之一。每天一到7点，我随意按一个键，很容易看到《新闻联播》。我常常想，这么多频道都播一个节目，不是在浪费频道资源吗？时代进步了，人们的精神需要层次多样化，有的对政治时事感兴趣，有的不感兴趣。如今不像文革时期了，公民有对政治感兴趣的权利，也有不感兴趣的自由。将军不在选得多而在选得准，节目不在占得多频道而在编得好。如果中国只有中央一台放《新闻联播》，并不妨碍全国人民看它，若是要看，遥控器点中央一台就行了。像现在，各个省区在那时都一齐放《新闻联播》，不一定能拉上所有的中国人都看新闻联播，碰上不喜欢看新闻的，就像小孩子，他把电视关了，你也没办法逼他看。

还有，中央台除了中央一台，还有二台至十二台，另加新闻频道、音乐频道等等共有十多个频道，它要求全国几十个省台转播《新闻联播》，而中央台的其他台在这个黄金时段照播节目和广告不误，这有点像“只许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原先各省转播《新闻联播》，连同新闻前的升国旗一节，还有天气预报都一起转播，这让中央台在《新闻联播》与《天气预报》节目中间插播的广告价位直线上飙，夺得这段广告者被成为“标王”，一年需付出数亿元人民币的代价。这使得各省台的广告部眼红得要命。于是，各省电视台编辑们就像那头在阿拉伯人帐篷外挨冷的骆驼，慢慢地把头、脖子伸进《新闻联播》这个温暖的帐篷里来了，他们先砍去中央台7点整以前的一切画面，再切掉9点30分以后的一切广告和天气预报，他们渐渐变大的胆量让他们从中央台那里抢得越来越多的广告收入。

当播音员宣布“今天的新闻联播约需50分钟”的时候，我想，各省电视台人听后一定脸色难看，就像听到一声惨叫一般。《新闻联播》延长数十分钟，每个省台的广告收入就要缩水上百万，还不算付给各位广告商的违约赔偿金。这《新闻联播》的时间也怪，就像珠穆朗玛峰的高度，只有往上涨的份，没有缩水的可能。即使没有重要新闻，两个播音员也要硬撑着台面，东家长，李家短，一定要占完这三十分钟时间才肯说再见。从来没有播音员这样说过：“今天的新闻不多，只需要十五分钟，其余时间各省台自行安排广告。”如果那天真有播音员这么说了，那他的话对各个省台的电视人来说，不啻是一句天使带来的福音。15分钟，整整900秒，这可是那位天使给电视台赏赐的一笔巨大的财富啊！

“ 联播”其实就是“转播”，各省根本不够资格与中央台“联手直播”，再说，如果三十个省真的像“联合演习”一般挤在一起“联合”播送的话，小小的播音室里怎么能坐得到三十位播音员呢？所以，所谓“联”者，实乃“转”也，各省只有“转”的义务，从来没有“联”的资格。算一算，三十个省和直辖市，一年三百六十五天，每天每个省台都要让出30分钟作新闻转播，共要让出大约328，500分钟，19，710，000秒，这段黄金时间按最低价一秒卖1万元广告费的话，一年可以卖出19，710，000万元，将近1971亿元人民币。倘若这半小时拿出一半时间播出节目，一半用来做广告，这笔收入打对折，还有900亿元；再扣除这段广告对其他时段的广告冲击的因素，广告收入再对折，还有450亿元；再扣除广告制作播出成本等因素，再对折，还剩200多亿元；再扣除本人是外行不会算账的因素，减去零头，最后，我说这《新闻联播》每年占用了200亿元国家资源，这个数字估计得一定不算虚夸。

只要停止转播这个《新闻联播》，我们每年可以多得200亿元，我们可以用它来做多少大事！这200亿元，可以解决多少人就业？可以拉动多少国民经济增长点？可以修建多少学校？多少楼房？多少公路铁路？兴建多少图书馆或者水利设施？我不知道，这要内行人才算得清楚。我只知道，用它来扶贫，一年就可以让全国2000万贫困人口全部进入温饱水平，可以让中国有史以来第一次彻底告别贫困；我只知道，用它来建造航空母舰，我们可以一年建一艘，十年建十艘，不要另加一分钱投入，就可迈进军事强国之列。

湖南卫视像那头阿拉伯人帐篷外挨冷的骆驼，慢慢地把头和脖子伸进《新闻联播》睡的这个温暖的帐篷里来，现在想把全身都挤进来，要把《新闻联播》踢出帐篷去，这让我很感兴趣。算算经济帐，觉得骆驼踢这一脚踢得好，利国利民，对中央台本身也毫无不利，他一个台建有十多顶豪华帐篷，何必要在三十分钟里霸占另外三十个骆驼的帐篷呢？

现在时代发展了，技术先进了，转播不需要了，中央台在北京搞“新闻独播”，全国人民也都能收看得到了。中央台拔一毛可以利天下，中央领导下一文可以强国家，世上没有比这更便宜更容易的事了。